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动大安长治久安

　　大安历来遗留问题多、弱势群体多、上访群众多，基层社会治理任重道远。特别是我们有87个村，面积383平方公里，占全区幅员面积的95.75%；服务管理农业人口30万人，占全区人口65.79%。换句话说，抓好了农村、农民的基层治理，某种程度上就抓好了大安的基层社会治理。中央指出，社会治理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关键在基层，因此，对全区基层社会治理进一步深度剖析很有必要。

　　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表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已经上升到了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高度，已经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提出，是党中央审时度势，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发展趋势，基于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的新挑战、新变化而提出的。相信多数人都能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的运行市场化、流动性、网络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就以大安区来看，近400平方公里土地上，与其他地区一样，同样面临区内与区外、城市与农村、高端与低端、网上与网下甚至中国人与外国人等多元对象，需要整合各种资源并有效配置，满足各阶层社会成员的多样化需求，推进社会认同，促进社会融合，实现社会和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到有的同志对社会治理仍然存在概念不清、认识不够的情况，甚至片面的把社会治理与信访综治维稳工作等同起来，片面的把社会治理与推动发展中心工作割裂开来。因此，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些相关的概念和内涵。

　　——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管理。社会管理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框架范围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

　　——其次，什么是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遵循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基础上，根据社会发展态势，综合运用社会管理新方法、构建社会管理新机制，从而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形成良好社会秩序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再次，什么是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系统工程。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既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老课题，更是一个综合课题。老就老在社会治理的提出，实质上是由一个从社会管理、到社会管理创新、再到社会治理的过程，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而新就新在相对于传统的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不仅仅是这一字之差，更多体现出了新的内涵、新的意义，如果用线条式勾勒，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维度。

　　第一，新在更加注重推动发展。传统的社会管理认为，只要把社会管住就可以了，社会不发生乱子就行，社会有没有活力是另外回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会治理不是要把社会管住、管僵、管死，而是着眼于放活社会资源、增加社会活力，为加快发展营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反之也为社会管理不断夯实物质基础。

　　第二，新在更加注重以人为本。传统的社会管理对于人的管理是一种户籍管理，“一个萝卜一个坑”，所有的经济社会权利都与之相对应。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越来越多的人从“单位人”“户籍人”转为“自由人”“社会人”，与之相对应的就业、就学、社会保障等系列问题随之凸显。社会治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创新管理模式，从全域的角度统筹考虑这些问题，从重管理向重服务转变，更加注重人的各项权益的综合协调，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新在更加注重基层基础。传统的社会管理对于人的管理是一种户籍管理，也是一种单位管理，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管住了“单位”就管住了人。但随着“自由人”“社会人”的逐步增多，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越来越力不从心，这就要求政府要自觉转型，更加注重基层基础，从偏重政府管理的单治方式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共治模式转变，为社会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留下足够的空间。

　　第四，新在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社会矛盾的产生，往往是人民群众感觉不公平、不公正，所以对经济利益方面，我们不仅要做大“蛋糕”，还要分好“蛋糕”，依法依规的保障好群众的合法权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当然，由于经济发展差距，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生活水平上差距太大，不可能有绝对的一致。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是要求在一个相对的区域内，必须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对待处理好一些物质层面的、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让群众实现心理平衡，而不是感到厚此薄彼、显失不公。

　　第五，新在更加注重思想引导。传统的社会管理基本上等同于行政管理，政府在唱独角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就是从突出行政命令、偏重强制手段向更加注重运用民主、自律、公议等柔性手段转变，充分运用思想引导方式，发动社会广大成员都融入社会，参与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人人都是参与主体、个个都是实践主体，没有旁观者、没有局外人。

　　综合起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探寻的是一种更加适应发展的社会管理模式，传递的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理念，倡导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它的本质在于重构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边界清晰而又互动合作的善治格局，推动经济不断繁荣，社会同步和谐。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在探索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在总目标方面，把建设平安中国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来谋划，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确保改革和发展在社会和谐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确定了建设平安中国的社会治理总目标。二是在社会治理体制方面，坚持政府和社会各归其位、各担其责，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三是在治理方式方面，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问题，形成了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治理方式，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四是在社会治理机制方面，推进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形成了联动融合、开放共治的社会治理机制。五是在社会治理格局方面，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打造社会治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从这5个层面，共同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大格局。

　　第一，【枫桥经验】。枫桥是浙江省诸暨市的一个镇，上世纪60年代初，该镇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毛泽东同志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964年1月14日，中央发出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随后二十多年间，“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在就地改造流窜犯、帮教违法失足青少年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枫桥新经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枫桥经验”又成功地进行了创新，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时至近日，枫桥经验已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强调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10月，总书记又专门做出重要指示，要求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学习“枫桥经验”，它的核心在于始终贯穿“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推动村民自治，实现基层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并提出“民主法治村”的建设口号，建立和完善了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各项制度。它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学习“枫桥经验”，核心在牢固树立法治理念，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而是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这是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前提；善于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这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基础；加强综治制度建设，这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保障；夯实基层组织基础，这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关键；同时，相信和依靠群众，这是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根本。

　　第二，【肃宁样本】。肃宁县属于河北省沧州市，是典型的农业县和华北地区重要的蔬菜粮食生产基地，也是“中国裘皮之都”。肃宁县着眼于农业农村工作新形势，探索推行“四个覆盖”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新模式，把分散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打造了一张覆盖整个农村和农民的社会管理服务网络。

　　这“四个覆盖”的具体做法，一是实施基层党组织全覆盖，让党组织成为百姓生产生活的“主心骨”。打破以行政村为单位设置党组织的传统模式，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建立党总支、党支部，对无职党员探索建立“三定一评”机制，充分发挥无职党员作用。二是实施基层民主组织全覆盖，让老百姓真正成为“当家人”。打破村民自治某种程度就是村官自治这种“半截子民主”，建立健全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监督委员会两个民主组织，真正理顺村支部、村代会、村委会、村监会之间的关系，建立“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村监会监督”的村级治理架构。三是实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全覆盖，为农民架起“致富桥”。四是实施农村维稳组织全覆盖，为群众织就“平安网”。建立“3加1”工作体系，3就是在行政村建立综治工作站，原生产队设立综治小区，每10户设综治小组，把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致富能手、红白事理事会成员纳入进农村基层治理体系；1就是在各村建立巡防队，开展治安防范。通过这些举措，较好解决了村级党组织作用弱化、村民自治虚化、农民致富难、农村稳定难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第三，【江干案例】。江干区地处浙江杭州，人口73.8万人，其中流动人口占56%，其人口构成和面临的问题在当前城镇化背景下具有典型特征。一是社区类型的多样化与管理规范的统一性之间的矛盾。二是社区管理的行政化与基层治理的自治性之间的矛盾。三是居民需求的差异化与服务供给的封闭性之间的矛盾。快速的城市化和城乡结合部位置使江干区在人口结构和阶层分布上比老城区更加复杂，传统针对流动人口、残疾人、下岗失业人员等特殊群体的社区服务模式，已满足不了现实需求。

　　针对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利益诉求越来越复杂的治理难题，江干区按照“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建设”的思路，着力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服务管理模式，架构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步形成了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互联、互动、互补”的大服务工作格局。主要做法，一是政府转型实现职能归位，释放社区自治活力。通过实施行政职能上移、服务重心下沉、社会组织落地、公众参与扩面等举措，把社区便民服务、社区公益服务、社区自治服务交给社区与民众，变领导为指导，释放了社区自治活力。二是厘清政府社会权责关系，为 “三社”扩宽联动空间。探索以“政社分开”为导向，明确职责边界；探索“股社分离”，实现社区组织和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职责分开、领导班子分设、经费分离；探索“居站分设”，尝试社区居委会和公共服务站分设，为强化社区自治和“三社”联动奠定基础。三是启动“大社区”规划，为“三社”打造联动平台。每个街道每年打造一个特色社区，形成“一居一特”“一街数特”的特色发展格局。四是健全社区服务供给体系，为“三社”强化联动能力。细分社区服务类型，行政服务归由政府负责，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服务与便民服务，社区负责自治服务；建立“分级分片、一岗多责”的网格化服务模式和信息采集梳理方式；推广“彩虹一家亲”流动公共服务模式、“1680”社区工作法和出租房屋等级化管理制度，做好拆迁过渡居民和外来人员的服务管理。

　　第四，【锦江做法】。锦江区是成都市现代化国际化水平最高的城区，也是成都市生态环境最优的城区。锦江区主要从街道管理、社会治理、社会组织管理等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着手，充分调动政府力量、社会力量和群众力量，将民主、自治、服务、民生落到实处，其工作模式为“1234”。

　　2、两个关键、共同治理，发挥人民群众、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一是在探索基层群众参与自治方面，建立基层政府权力清单制度，修订完善居民公约，优化社区公共服务模式。二是在引入社会组织共同治理方面，成立专门培训机构、援助机构、自治组织联合会。

　　4、四大工程、周密部署，夯实组织建设、民生工程、人才支撑的社会治理基础工作。实施基层党组织建设工程、社区民生服务工程、小区院落自治工程、社工队伍建设这四大工程，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初步形成了具有锦江特色的“四治三化”社会治理体系。

　　这些样本和案例，表明他们在探索党组织、政府与社会的良性合作模式上已经先行一步，综合他们的做法，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事分流三社联动三治并举”。“三事分流”：具体包括“大事”即政府管理事项及公共服务，由政府部门负责解决；“小事”即村（居）公共事项及公益服务，由村（社区）“两委”牵头，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单位共同协商解决；“私事”即村（居）民个人事务和市场服务，由群众自行解决或寻求市场服务。“三社联动”：具体包括：社区、社工、社会组织，“三社”是社会治理与服务的基础元素，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正在成为新时期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三治并举”，具体包括“自治、共治、法治”。突出自治，促进社区治理民主化；强化共治，促进社区治理社会化；坚持法治，促进社区治理规范化。“三治并举”主要强调既要引导居民群众、辖区单位更好地参与社区事务，更要运用法治手段处理突出问题，全力推进了社区治理。“三事分流三社联动三治并举”，体现了良法与善治的结合，体现了构建一元主导、多方参与的合作共治要求，能够为大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很有意义的参考。

　　大安区系统性地推进社会治理，大致始于2012年，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决定》，本着“什么问题突出就治理什么问题”“哪里问题突出就重点治理哪里”的原则，围绕“惠民生、维民权、护民利、促民和、保民安”总体目标，探索和实践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新路子。综合这几年的实践，可以初步概括为六大工程五大抓手。

　　第一，实施群众权益维护工程。主要是整合全区政治、经济、文化、行政、政法资源，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依托大下访、大接访、大化解、大调解四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以“依法行政、民生优先、化解为主、规范秩序”为目标的大信访大维稳工作机制。从目前信访维稳大的态势分析，应该说成绩明显，问题也突出。今年来，全区信访总量、到省进京上访批次和人数均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上访信访集访形势仍然非常严峻。

　　一是重点群体、重点人员活动频繁，信访维稳持续高位运行。目前，我区较为活跃的重点群体有8类，分别是：①涉军群体。②失独家庭。③民办教师。④原乡镇老放映员。⑤原乡镇农机站人员。⑥出租车群体。⑦五行币和善心汇等传销组织。⑧老上访户群体。另外重点涉稳事件也还有5个方面。①房地产开发遗留问题：如凤凰新城“两证”办理、大山铺鑫龙康居“两证”办理问题；②企业改制问题：如大安盐厂劳动服务公司改制遗留问题、川玻改制、石油系统有解人员等；③“三欠”问题：如川南家居城欠租问题、希宇园林拖欠土地流转费和人工工资问题；④涉众型犯罪问题：如成都贝育教育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稳；⑤征占地问题：如东部新城嘉祥学校土地征收问题、和平永田村4组土地和房屋征收问题等。

　　二是基层基础工作薄弱，大量矛盾纠纷未能化解在萌芽状态。一些基层组织比较薄弱，基础工作欠落实；个别单位领导在信访问题上敏感性不强，对情况信息掌握不及时、对群众矛盾分析不够透、解决办法不够多；少数基层干部存在漠视群众疾苦的不作为行为，群众对基层组织、基层工作人员产生信任危机，不愿意在乡镇、村（社）解决。特别是近年来，信访维稳的重点敏感时期曾多，中央、省、市、区重要会议、重点工作、重大活动越来越多，基层干部长期对信访人实施稳控，责任和压力巨大，在稳控上又无有效手段，普遍产生惧怕心理和畏难情绪，存在怕因为稳控工作、个人违法担责的思想，因而表现出不敢、不愿、不善开展稳控，导致众多案件当事人越过村（居）组、乡镇（街），直接到区甚或市级以上越级上访。

　　三是“钉子案”、“骨头案”较多，难以彻底化解、案结事了。今年，全区通过多次矛盾纠纷排查，梳理出一大批信访积案和不稳定因素，也化解结案了一大批。但一些重点案件、老案虽然从程序上案件已结，但部分信访人一直未息访，长期裹挟缠访闹访非访，比如新民游某某，和平蔡某某、梁某某，凤凰曾某某等。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以非常之举、过非常之期、当非常之人。

　　第二，实施多元矛盾纠纷调解工程。主要是探索建立了法律诊所，成立“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解专家库”，聘请了“首席调解师”，每月开展领导干部大下访，实行县级领导开门接访，着力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专门调解配套联动的“大调解”机制。在这方面，我们重点构建第三方调处机制，实行调裁审一体化，挂牌成立劳动人事争议巡回法庭，化解了大量矛盾纠纷。大安法学会成为全省基层法学会建设先进典型，受到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邓勇的充分肯定。

　　第三，实施特殊人群回归工程。大安特殊人群管理历来是一大难题，截至目前，全区艾滋病毒感染者790人，现存活551人；累计建档录入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2481人，本年在管患者人数2076人，持证精神障碍患者1236人，其中一级31人，危险性评估3级以上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63人；现有在册社区矫正人员185人，今年以来全区就接收社区矫正人员75人，期满解除58人。数据较大，大触目惊心，《士兵突击》里面有句话“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工作也是如此，我们就是为解决问题而来，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多年来，我们都是坚持对流动人口实行层级化管理，对吸毒及艾滋病患者实行人文化管控，对有肇事肇祸倾向重型精神病患者实行人性化管理，对刑释解教人员及社区矫正人员实行回归化管理，加强留守儿童等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

　　第四，实施平安建设强基工程。主要是做强基层阵地，坚持“权随责走、费随事转”，推进社区“还权、赋能、归位”，进一步理顺社区自治与协助政府机构工作的职责边界；整合公众资源，建立以民警巡逻队负责巡面、乡镇街巡逻队负责巡线、业主专职保安队负责巡点的“三级巡逻防控网络”，提高社会面整体防控效能。同时，通过建立健全“红袖标”“网格员”等群防群治队伍，组织开展治安巡防“万人红袖标”工程、守楼护院、联户联防、邻里守望等群防群治活动，为平安建设提供力量源泉。

　　第五，实施防控效能提升工程。主要依托三大载体，一是“天网”，主要在城区突出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虚拟社会防控网等“六张网”建设，推动形成全天候、全方位、立体化、无缝隙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二是“雪亮工程”，主要在农村，去年我们完成了26个贫困村的建设任务，今年还将推进64个村建设任务，覆盖全区农村二分之一。三是综治中心建设，今年将着手区综治中心建设，实现上下级联络、信息报送、指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

　　这六大工程主要考虑是系统地回顾大安近年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在具体抓手上，主要突出了五个方面：一是突出大下访、大接访、大化解、大调解四大专项行动，强化信访维稳工作；二是突出网格化管理，统筹推进雪亮工程、综治中心建设，强化社会治安综合防控体系；三是突出社区基础功能，建设有组织、有秩序、有活力、有温暖的基层社区；四是突出村规民约、综合治理、依法治村、文明进村“四大行动”，推进“万人红袖标”工程，深化法治夜校活动，强化农村基层治理；五是突出各类社会组织培育，发挥连接纽带作用。这五大抓手，也是当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

　　社会治理基于基层，重在基层，基层干部是最直接的操盘手。上级各方面的任务和压力最终都要落在基层干部的肩上，群众的问题都要在这儿得到解决。在新时代新形势的实际工作中，有7个方面的问题，既需要直接面对，也需要注重方式方法，把握好基层治理中的边界与方式，集中力量解决好当前全区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第一，矛盾调处问题。这也是当前工作中非常现实紧迫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认识是前提，排查是基础。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征地拆迁安置、房屋质量、企业改制、环境保护、物业管理，还有是久诉不息、久访不止的涉法矛盾、政策调整引起的利益矛盾，还有正常的纠纷、债务等民间矛盾，大体上是这三类为主。这些矛盾督促着我们要做到“四个严格”，一是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问题在哪里发生，主体在那里解决，做到“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职责明确、尽职尽责”。二是严格落实“一把手责任制”。一把手负总责，谁主管谁具体负责，对于很多问题，一定要做到一把手和具体负责同志亲自上阵。特别是第一书记作为村社区的“一把手”非常关键，一定要履职，一定要尽责，村社稳、乡街稳，乡街稳、大安稳。三是严格落实信息报告制度。落实敏感期重大矛盾纠纷信息“零报告”制度和首问责任制，确保对社会矛盾及时发现和处置。四是严格落实联动调解。做到信息联通、矛盾联调、优势互补。特别在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矛盾多发领域，要建立专业调处机制，发展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引入第三方调解，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第二，特殊人群问题。对特殊人群，特别是优抚对象，包括社会各个层面的边缘人群，要加强教育管理、关心关爱，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让他们融入社会。同时要整合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把关爱行动贯穿于生活、工作的各个方面。重点要巩固对特困家庭肇事肇祸倾向重型精神病人、患病违法犯罪人员和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三类特殊人员的管理服务成效，时刻要实施关爱行动，这个方面，基层干部，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对辖区内情况一定要心中有数。

　　第三，流动人口问题。总的来说，大安区对这方面人群的把握比较有序、比较有控，但流动人口是动态的、是流动的、是变化的，随时都要加强服务管理。深圳人口流动非常频繁，但它的管理是非常到位的，“以房管人、以证管人、以业管人”实践证明都是行之有效、比较管用的经验方法，北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在服务管理流动人口方面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因此，对流动人口不能有丝毫大意，也要做到心中有数。

　　第四，公共安全问题。一方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治安问题，要时刻保持高压态势。另一方面，要注重抓防范、抓整治，以雪亮工程为抓手，积极推进公共安全防控体系建设，形成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社会治安整体联动防控体系，实行细密的监控，对存在的苗头性问题、倾向性问题、异常情况要实行研判、治理、惩处，否则小毛病会变成大问题。

　　第五，情报信息问题。关于情报信息，不能错误的认为都是公安部门的事，实则不然，基层干部的耳朵长不长、眼睛尖不尖非常关键，尤其对管理对象、服务对象。过去那种零零星星的收集信息已经过时，要形成基本的信息采集、信息对称工作机制，做到对广大群众的意愿、诉求，包括社会运行的各类状况，主要的情况和异常的情况，都要心中有数，情况要掌握在先、掌握准掌握透，这样才能与社会的变化不脱节、相适应。

　　第六，网络思维问题。有句话“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最早来自与彼得。斯坦纳1993年登载的一幅漫画，这句话被我们的网民当作不言自明之公理加以信奉，也对我们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但现实情况是网络的管理同样一刻也不可松懈，“微时代”的匿名表达与碎片化书写，很容易引起引导的偏激与情绪的极化，处理不当很容易酿成事件，离我们较近的泸州太伏事件就是一个案例。所以，一定要有互联网意识，既要把网络作为推进工作的工具，也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还要高度重视和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第七，潜在苗头问题。要高度关注新出现或可能出现的突出社会问题苗头，比如失独家庭问题、涉军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社会非法集资引起的稳定问题以及最近正在加强打击的非法传销问题，这些问题都要按照统一的安排部署，加强思想疏导、抓好工作落实。还有今年冒出的90年代大中专毕业生工作分配问题、善心汇问题、出租车群体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在早发现早应对上下功夫，才能争取主动。此外，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两新”组织管理问题、环保督察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高度关注、早做研究、未雨绸缪，及早采取措施，将矛盾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这7个方面的问题，都是我们在基层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如何把这个工作串起来做下去，各有各的干法，衡量的是每个人的手艺，考验的是每个人的担当。但总的说来，有一个充满好奇的心态、统筹考虑的思维、长短结合的办法，总要胜过见子打子、疲于应付，这也是一种情商。在基层工作，一是法治思维非常关键。任何时候都要守住法治的底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辖区、推动工作，遇到问题要主动找法，解决问题要善于用法；二是换位思维也很重要。只有设身处地从管理服务对象角度思考问题，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的真实想法、真实诉求，才能做到精准施策、精准发力；三是综合思维不可或缺。“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换在当下就是做人要正，做事要奇，要努力改变社会治理手段单一的问题，在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统筹点线面、兼顾法理情，综合普化处，实现依法治理、科学治理、柔性治理和人性化治理。四是同时还要具备成功思维。一把锁总有一把钥匙，要相信任何难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即使短期没有办法，时间还可以换空间。因此，要切实消除畏难、消极、听之任之的情绪，树牢可转化的理念，按因势利导、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思路，始终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运用恰当方法，推动问题解决。（作者系大安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唐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