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旭 白玉兵

　　“今后没人管你了，要好好过日子。”一个躺在病床上的瘦弱男人说。

　　朱仁招点点头。

　　几个月后，病床上的人，走了。朱仁招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一边流泪，一边一遍遍地替他擦洗身子。

　　男人的生命，永远定格在52岁。他叫薛国强，是朱仁招的恩人，也是许许多多常州人的恩人。

　　他走的那一天，是父亲节。悼词才念了一句，致悼词者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追悼现场一片呜咽，不少人匍匐在地、立不起腰。

　　“不躲事、敢揽事，而且能干成事，‘哪壶不开，就提哪壶’。”同事这样评价这位原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委政法委副书记的为人，“只要他认准的事，就算‘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到底。”

　　弥留之际的薛国强，甚至把跟床护士当成了同事，“叮嘱”了她20多分钟。

　　半个月后，薛国强医治无效去世，死因：肠癌。

　　薛国强是农村娃，生在常州市前黄镇村。年少时，就有一副“好肩膀”。

　　这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曾经踩着磨破的布鞋，每天沿着乡间小路，走十几里地去上学，一步步成为村子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

　　如今，他的父母还住在村西头的老宅里，父亲是伤残军人，10年前中风，留下了后遗症。家里的两亩田，一直由母亲在耕种。

　　提起儿子，78岁的薛正岐老人不胜唏嘘，“噶个细佬，有肩胛。”老人回忆，以前粮站收公粮时，十几岁的薛国强挑担就不怕压，能挑千斤不挑九百九。

　　这副少年时的“好肩膀”，一直延续到薛国强近30年的政法生涯中，在他的人生词典里，干部就是“先干一步”。

　　薛国强的第一份工作，在派出所。

　　他是个“爱琢磨”的人。1998年年初，他就成了新丰街派出所副所长，针对辖区内中小旅馆管理的乱象，自己琢磨并推行了把证件、体貌、时间、地域、行李统筹起来分析的“五联系”工作法。不到半年时间，派出所在各旅馆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总数，比以往同期的3倍还多。

　　“要不是薛国强，我不可能立二等功。”他当时的下属、民警周勇建回忆，正是根据薛国强的法子，他摸排并擒获了一个流窜五省十三市、杀死杀伤40余人的“杀人魔王”宋世慧。当时市里研究，也要给薛国强立功，但他说：“人是一线的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抓到的，重奖他们就好。”

　　从参加工作起，薛国强当过公安、干过信访、做过综治办和政法委的干部……他工作过的部门，近年来受到常州市级以上表彰的，超过260人次。

　　但他习惯了“有荣誉就让”。直到离世，自己的荣誉栏里，只有寥寥几行。

　　兰陵街道宣传委员唐佳丰回忆，2016年正月，他曾联系老薛，作为信访局主要负责人上台领奖。薛国强的答复是：“做事情干工作喊我，这种露脸的事我可不适应。“

　　“薛局长受我的气太多了，（我）对不起他！”

　　一路走来，薛国强啃的都是“硬骨头”。

　　2008年，薛国强本来已被调到市公安局机关工作。但“瓮安事件”震惊全国，市里思前想后，把他又要了回来。 “回就回吧，我对天宁的情况熟，也有感情。”薛国强欣然答应，走上了号称“天下第一难”的信访岗位。

　　原定那年9月18日报到，可是，8月底薛国强就到位了。这一干，就是7年。

　　7年来，信访群众养成了两个习惯：一，“有困难找薛强国”；二，只要老薛说得有道理，不记仇，反而心服口服。

　　60多岁的潘巧英，对征地拆迁补偿不满，多次进京上访。她不识字，却是有名的“铲刀嘴”，许多信访干部避之不及，但对薛国强，她“听话”。

　　“薛局长接待我，不糊弄人。”她的腿不好，薛国强冬天送来护膝，甚至自己掏钱帮她救急。最让她想不到的是，在解决安置遗留问题时，薛国强竟帮她把做生意时别人欠她的几万元债，都讨了回来。

　　得知薛国强离世，潘巧英不禁泪流：“薛局长受我的气太多了，（我）对不起他！”

　　何小成也曾是个“硬骨头”。因为自己店面房被强拆，他从2007年初不断上访，前后打印的材料得用麻袋装，还放话“准备耗一辈子，也要讨个说法”。2012年初，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他碰上了薛国强。

　　出乎何小成意料的是，第一次见面，薛国强就耐心地听他讲了4个多小时。还当场表态：“只要你依法守法，我们一定想方设法帮你解决正当合理的诉求。”

　　何小成震惊了，而且，老薛说到做到。

　　2016年1月，经过薛国强不厌其烦地沟通、协调，何小成的问题，终于得到了一个兼具“法理情”的结果。不再上访的夫妻俩，如今得知薛国强去世，成夜睡不着、长吁短叹，“这么好的干部……他少活了30年。”

　　做信访干部时，薛国强的手机号，是公开的热线，他的办公室就是“群众接待室”。他总说：“不能让群众感觉到‘被轻视’，在躲他们。”

　　数字也佐证着老薛的不易：全区重要的信访积案，在他手里，从100多件下降到不足10件，其中98%的5年以上“骨头案”“钉子案”彻底化解。全区的信访工作，也迅速从倒数到全市领先。

　　常州市信访局局长胡学东评价，只要是薛国强经办的信访案件，“没有一件留下后遗症”。

　　代价是，薛国强经常黑着眼圈来上班。他曾私下里向同事沈仲亮“炫耀”，昨晚又做通了某人的工作。

　　“啊，我咋不知道？”

　　“让你知道么，晚咧。”

　　都说信访是“机关第一难”，薛国强却说，千难万难，赢得民心就不难。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接最烫手的山芋，这个工作习惯，薛国强又一路带到了天宁区政法委。

　　成了区政法委副书记，老薛还是那个样儿——“不躲事、不怕事，‘哪壶不开，就提哪壶’。”

　　早在2013年，路桥市场进行安全隐患整治，薛国强就总是挑“最难打交道、闹事最凶”的商户做工作，被吐过唾沫，也被撕破过衣服。在龙汇路施工现场，200多名村民举着扁担、锄头，拎着煤气瓶对峙，他挺在第一线冷静指挥、多方协调，终于化干戈为玉帛。

　　“2010年，星球电子厂搬迁，比电视剧《人民的名义》里的大风厂更惊心动魄。”天宁区人社局局长叶平回忆。

　　当时，300多名工人组成护厂队，搬来汽油桶，不让5000万元的外贸货品运出。薛国强通宵达旦做工作、谈条件、定方案，让许多“王文革”式的人物服气。而薛国强依法析理，兼顾各方合法利益的工作方法，在巾被总厂破产案中，体现得更为突出，该案被写入最高院的“白皮书”。

　　“他办公室的灯，晚上经常亮到很晚。”天宁区政法委年轻干部沈刚回忆。成了区政法委副书记，老薛还是老样子——爱琢磨。

　　为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薛国强曾四处奔走协调，2014年在全市率先打造出社会治理联动指挥平台。该平台覆盖天宁区59个部门、6个街道、1个乡镇和792个社区、村网格社工，在社会管理精细化上迈出了一大步，如今，天宁区被确定为全省网格化社会治理试点地区。

　　“几十年了，他的人生滋味就在做事上。”妻子雍志敏说。每化解一起群众信访积案，或者是处理好一起群体矛盾，薛国强就容光焕发，“一副捡到宝的样子，晚上睡觉也特别香”。

　　当了“官”的薛国强，对别人好，对自己和家人，却有一句座右铭：脑子要动在工作中，“袖子里”别有往来。

　　曾有人进他的办公室，放下东西就走。他就将东西交给内勤，通知对方来拿回去。他的老丈人在德安医院住了近十年，他经常去看，但同事和朋友都没人知道。2014年他说“照顾一下丈人”，请了几天假。有同事想去看望，打通电话后，他却说“老人已经走了，谢谢你。”

　　他的弟弟薛文强，至今仍是农民，种过田、开过卡车，这几年在私营企业打工。薛文强说：“哥哥是家里的顶梁柱，也是全村人的骄傲。”

　　然而，病魔没有放过这个有担当的“宽肩膀”。

　　长期殚精竭虑的工作和超负荷运转，也给薛国强的健康埋下了“定时炸弹”：2003年任茶山派出所所长期间，他就因作息不规律，得了急性胰腺炎，情况一度危急，医生反复叮嘱他，即使痊愈了，以后也要注意休息。

　　可是，与薛国强相处过的同事都清楚，要让老薛歇下来，太难了。

　　就在今年2月27日，被诊患癌的当天，他还在工作岗位上忙碌——早晨6点多，他就赶到茶山某企业拆迁现场，然后去市第二人民医院拍片，中午再赶回区委政法委布置工作。

　　常建新与薛国强既是同事，又是同龄人。今年3月初，薛国强被查出肠癌后，常建新受组织委托，一直“管护”薛国强进行治疗。

　　“在他生命的最后3个月，老薛腹腔积液凝固，腹胀如鼓，经常喘不过气，也躺不下来。”常建新哽咽着回忆，他却还在用电话，过问几件纠纷处理的进展情况。

　　甚至，在薛国强生命的最后半个月，自主神经功能已经开始出现紊乱，他竟把跟床护士王斐当作了单位的同事，“叮嘱”了她20分钟。

　　直到6月18日，他的生命戛然而止。

　　薛国强离去的那一天，曾在他家做过油漆工的朱仁招，硬是抢着把薛国强紧紧地搂在怀里，整夜没有合眼，默默地为薛国强守灵。

　　如果没有老薛，朱仁招的人生是另一个样子。工余，朱仁招常常参与赌博。薛国强与他认识后，始终引导他走正路，硬是把他从赌博的泥潭中“拉”了出来。后来，在他购房时，还爽快地借钱给他。

　　“没有薛国强，我早就犯事进去了。“在怀德桥开烟酒店的小老板万成东说，但这么多年，薛国强连香烟也没有抽过他一支。万成东说：“要是有办法，我倾家荡产也要治好他的病！”

　　“现在我安稳了，真想听薛局长说两句话。可是，再也没有机会了。”曾经的上访老人潘巧英，两行热泪滚滚而下。

　　薛国强走后，他留下了工作笔记。

　　笔记本上，抄录着戚继光的一首诗：“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